南朝的北伐（54）

主笔：闲乐生朱晖

对于天下汉人来说，义熙十一年（417）是伟大的一年，这一年宋公刘裕从南方北伐，陆续收复洛阳、长安两京，百年来沉沦于胡族统治的屈辱，一扫而空。接下来，刘裕一度考虑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回洛阳来，作为他接下来“荡定赵魏，大同文轨”的北伐总基地（注1）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建康传来了一个噩耗，说就在这个月初三，刘裕的重要政治伙伴兼谋主兼后方大管家、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逝，享年五十七岁。刘裕听到这个消息，伤心大哭，说：“丧我贤友。” 哭了数日后，刘裕突然宣布：大军，东还！

为什么刘裕前面还雄心勃勃的要北伐、西征，刘穆之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去呢？因为刘穆之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宋书》诸列传，第一篇为《后妃传》，第二篇就是《刘穆之传》，可见其对刘宋政权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虽然，刘穆之甚至没有等到刘裕正式接受宋公之位就去世了。但他的重要性，仍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刘裕登基称帝后也常常说：“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出身顺阳范氏的门阀名士光禄大夫范泰不服气表示：“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着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刘裕却认为这些“满朝英彦”，都不如自己的千里马刘穆之，仍然说：“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 （《南史·刘穆之传》）而在刘裕登基后封赏的佐命功臣里，刘穆之也排名最前，食邑最多——追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户。要知道刘裕给太子留的四个顾命大臣，也不过两千户罢了。即便刘宋灭亡后，萧齐仍保留了刘穆之后代的公爵之位，以奉刘穆之之祀；而享有同样待遇的，只有安成郡公何无忌与华容县公王弘。由此可见这三人才是晋宋之际受到公众广泛肯定的历史人物。

事实上，在建义功臣之中，台面上的二把手是号称亚相的刘毅，但实际上的亚相，一直都是“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的刘穆之。所以当年刘毅也一个劲的表示刘穆之权力太重需要削弱，但刘裕不仅不听，反而“愈信仗之”，不仅大小决策都要咨询刘穆之，就连平常的行为举止、服饰礼仪方面，刘裕也多让刘穆之提供意见。

刘裕毕竟是寒门出身，如今虽已身处高位，但身上仍有大量流民、赌徒、豪侠、军人习气，这些作风谈吐都需要改，刘裕虽不需要去迎合那些门阀名士，但执掌朝政就必须与他们打交道，双方还是要有点共同语言才行。所以刘穆之对于刘裕，还有点文化礼仪老师的意思，刘裕小时候读书不多，成为领导后虽然努力充电，但水平还是差的很远，特别是一手字，既笨拙又丑陋。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大发展的时候，门阀名士们都以能成为书法大家为荣，就算成不了书法家，但写得一手好字仍是每位士族的脸面，即便曹操、桓温此等以武功著称的，都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刘裕字写得这么难看，自然会被那些门阀士族们暗中耻笑。

所以刘穆之对刘裕说：“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但刘裕事务繁忙，且天分不在此，无论如何刻苦锻炼书法都收效甚微。刘穆之便又教他：“便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刘裕便按他说的做，六七个字就写满一张纸，这样虽然浪费，却可以隐藏笔锋上的瑕疵，更让刘裕手书就变得相当有气势，尽显其雄豪之风。另外在刘穆之的指导下，刘裕也渐染士族风雅，《艺文类聚》卷一四沈约《（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南史·郑鲜之传》也记载说刘裕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时或谈论”，即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注1）。按照余英时所说，东晋时的清谈，已纯是一种智力游戏，但当时门第中人，都以清谈的胜负来定子弟的优劣，为门第升沉之所系（注2）。即便桓温、谢玄等致力于经国大事之名臣，都不得不花心思留意于此（注3）。故刘裕虽从来不通此道，但他如果想要跟门阀士族们打交道，亦不得不勉强参与、附庸风雅。

总之，亦师亦友的刘穆之让刘裕在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刘穆之死后，刘裕就深感自己在文化素养方面有所退步，表示：“穆之死，人轻易我。”（《南史·刘穆之传》）

为了给刘裕增加声望与提供情报，刘穆之还私下组织了一个暗探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探听一些民间的小道消息，包括百姓的街谈巷议、乡野的八卦趣闻等等，刘穆之都将其筛选、整理成报告，上呈给刘裕。刘裕就靠着这份中国最早的“八卦小报”，作为自己的耳目，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也许一点点小的消息，就预示着巨大的风暴。刘裕常常能在朝堂上掌握先机，碾压门阀，靠的就是刘穆之为他收集消息、洞悉民情。

刘穆之还是建康政坛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他非常爱好结交宾客，终日设宴，谈天说地，从早到晚，不知疲倦。这些各种各样宾客带来的各种各类朝野消息、官员动向之类，也都成为了刘穆之的情报来源。这些消息刘穆之也都事无巨细整理成报告上呈给刘裕，其中就算是刘穆之自家亲戚的家长里短，他都也一起上报，毫无隐瞒。有人讥笑刘穆之太过，刘穆之却说：“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当年关羽被迫降曹之时，与张辽结为好友，关羽想要离开曹操回归刘备，张辽得知之后却毫无隐瞒的告知了曹操，世上之人却没有指责张辽背义叛友。刘穆之以此表示自己光明正大，我就是刘裕的情报头目，我知道啥都要告诉刘裕，我光荣，我骄傲，我问心无愧！

事实上，刘穆之还真是挺喜欢这份情报工作的，因为可以名正言顺的吃吃喝喝啊！他没发达之前家里很穷，不仅穷而且嗜酒好吃脸皮厚，“嗜酒食，不修拘检”，常常跑到老婆娘家蹭饭，为此还受了不少挤对（注4）。所以他发达之后变得特别大方特别奢侈，从不单独吃饭，每餐都要摆大桌开大宴，准备十人以上的精美饭食，人不够十个也要摆这么多，没别的意思，就是摆阔。刘裕虽然位高权重但为人简朴，刘穆之的伙食标准竟远远超过领导，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但刘穆之说这是我工作需要啊你怪不了吧，所以他跟刘裕解释说：“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生活必需品都很缺乏）。自叨忝（追随明公忝任高位）以来，虽每存约（节约）损（省检），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外，一毫不以负公。”

除了情报工作，刘穆之对于刘裕更重要的是组织工作。刘裕幕府里的军事人才，自有兵家刘裕自己任选，但那些文书、行政、谋略方面的人才，则大多都由刘穆之举荐，包括刘宋开国重臣如谢晦、张邵、羊玄保等人都是刘穆之举荐上来的。当年荀彧给曹操举荐人才，号称“不进不休”，而今刘穆之向刘裕举荐人才也是“不进不止”，你不任用我就一直举荐一直说好话，直到你任用为止。刘穆之还常自夸说：“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意思说他举荐人才的水平虽然不如荀彧，但他剔除庸才的水平还是很可以的。

但刘穆之对刘裕最重要的还是帮助他处理各种文书与行政工作。刘穆之虽然在谋略上不算历史上顶尖，但在日常事务处理与决断方面绝对是个天才。刘裕常年在外征战，建康朝廷的内部政务，以及前方部队的后勤补给，数不清的繁杂事务，都要由他决断。所以在他的府邸里每天都有人潮汹涌的宾客在排队等候向他汇报、请托、投诉，他的案头也总是一早就被堆满了各种表章、文件、书信，有时乃至房间里、台阶上都堆的满满当当比人高。然而，刘穆之处理这些事情都是当机立断，快如流水，从无积压；他经常是手里还在批示这一封文件，眼睛已经开始阅览下一封文件，同时耳朵听着这个人汇报，嘴里又向另一个人交待指示，中间还能穿插着和其他人吹牛聊天应酬讲笑话，而且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多线程并行处理全功率输出而无丝毫混淆错乱，这脑子跟现代的计算机也差不多了。更夸张的是，处理完这些堆积如山的工作之后，刘穆之不仅没有累趴下，居然还有闲暇与精力亲自抄书，校定典籍（注5），寻览篇章，研究学问。如前所述，在刘穆之去世之前，他已经生病了一整年，但即便抱病工作，刘穆之也啥事儿没耽搁，建康朝政与北伐后秦仍然井井有条，一点儿不让刘裕操心。这就是个超人哪！

现在，拥有经世之才的刘穆之去世了，刘裕除了痛哭，也深感无力。从前，刘裕能够心无旁骛的在外征战，靠的就是这位为他坐镇后方的“诸葛亮（后勤）+萧何（行政）+陈平（情报）+荀彧（人事）”。现在没有刘穆之，晋朝的一切后方工作都乱了套，虽然刘裕任命了自己的亲家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杨尹，代替刘穆之主持后方政务。但徐虽有资望气度，才智、威望却远不能与刘穆之相提并论（注6）。所以过去朝廷中由刘穆之决定的大事，现在都送到北方，由刘裕亲自决定。

但此并非长久之计，以古代弱后的通讯方式遥控数千里之外的政局，这也太容易误事了。现在关键是建康完全没有能够镇住场子的人，一旦危机来临，后果不堪设想！刘裕很清楚，北魏现在仍对中原虎视眈眈，冬天已经来临，黄河下游河面上的冰已开始冻结，等冻结实了，缺少舰船的北魏军队将迎来大举渡河的天赐良机，到那时若晋军主力兵陷陇西，则河南淮北之地危矣。刘裕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最终也只能决定暂时放弃西征的计划，率大部分将士东归。

三秦父老听闻刘裕将要返回江南，都痛哭流涕的来到大营门前诉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指刘裕是汉朝刘氏后裔），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还是老陕们说话够直接：你咋想着回江东当皇帝，这你老家，这都你祖业，你就留哈来当皇帝算咧，额们拥护你！

刘裕听了既无语又伤感，只好说些空话安慰他们说：“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诚多诸君怀本之志，今以次息（即刘裕次子刘义真）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勉与之居。”

一个人的死亡，竟导致中国历史少掉了一个统一的王朝，这就是历史的遗憾。八百多年后，另一个国号为“宋”的偏安政权有位诗人陆游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乃作诗《读史》曰：

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可知。

注1：《宋书·谢灵运传》载十一年后谢灵运之《劝伐河北书》：“先帝聪明神武，哀济群生，将欲荡定赵魏，大同文轨。”

注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注3：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收录于《中国文化》1993年01期。

注4：《世说新语·文学》四一条注引《玄别传》：“（谢）玄能清言，善名理。” 《世说新语·文学》：“宣武（桓温谥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

注5：《南史·刘穆之传》：“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

注6：由于造纸技术的发展，私人藏书越发方便，南朝时士族聚书成风，士人彼此间借书相当频繁。借来书，很多人都雇人来抄书，史书中就记载了当时大量因家贫而“佣书为业”的贫士。刘穆之身为高官，却“自手写书”，这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详情可参阅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收录于《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年，171-172页。

注7：《宋书·徐羡之传》：“羡之起布衣，又无术学，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庙，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